一段生死爱情，两段不朽传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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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情枝叶悄然生长
　　
　　1933年，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的费孝通，考入了清华大学研究院，跟随俄籍教授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。一次聚会上，费孝通结识了高鼻深目、有着古典气质的王同惠。她比他低两届，也是吴文藻的学生。他们常常就人口问题展开辩论，被“学问”这条看不见的线牵着，他们的交流越来越多。
　　
　　那时，费孝通刚刚翻译完《社会变迁》，译稿尚未出版，王同惠要求先睹为快。费孝通于是建议她借来英文原版书，边阅边校，将来可以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。恰好此时，王同惠也在翻译人类学家许让神父的法文著作《甘肃土人的婚姻》，她主张对等原则，让法文刚刚入门的费孝通也对照原文，边学边抄，算作他们的另一部合译本。合作中，两人互学互进，爱情的枝叶也悄然生长。
　　
　　两人的交往频繁起来。每逢假日，不是他骑车到未名湖畔找她相叙，就是她去清华的实验室与他相聚。大雪天，他站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等她，心被温暖和幸福包裹。学校附近的圆明园、颐和园也留下了他们漫步倾谈的身影。彼此倾慕、相互爱悦，她的善良、朴素和执着，让他听到了理解的心声。
　　
　　“两人从各不相让、相互争论的同学关系，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、红门立雪、认同知己、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”，费孝通在追忆他们温馨的恋爱时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。那段时间，也成为费孝通一生中“心情最平服，工作最舒畅，生活最优裕，学业最有劲”的时期。
　　
　　爱情成为绝唱
　　
　　两年后，费孝通毕业，得到了去广西大瑶山考察的机会。王同惠申请一同前往。她希望他们能合写一本关于社会学的书。以同学身份同行，难免引起非议，于是，1935年8月，情深意笃的他们举行了简单却郑重的婚礼。
　　
　　婚后，他们踏上了去大瑶山的路。大瑶山神奇而美丽，却也是蛮荒之地，地势险峻、百兽聚集。因理想的交融和心灵的默契，虽风雨长途，但他們不知疲倦、不畏艰险，历时两个月，终于到达目的地。
　　
　　考察困难重重，人类学调查需要对人群进行体质检查，因为当地人的排斥，工作难以展开。王同惠的女性身份和语言能力成为便利，她耐心地解释，主动帮村民干活，很快获得瑶民的信任和好感。奔走在村落间，他们与瑶民同吃同住，“夜卧土屋，日吃淡饭”。作为“现代中国第一个作民族考察的女子”，在土屋噼啪作响的火塘边，王同惠撰写了《桂行通讯》系列，为《北平晨报》等媒体发回一篇篇鲜活生动、散发着浓郁民族特色的乡土笔记。吴文藻如此评价：“这些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快乐、勇敢、新颖、惊奇的印象，读完后真使我兴奋！”
　　
　　他们的身影，让遥远空寂的大瑶山温馨又生动。他们有了爱的结晶，他想让她先回北平休养，但她坚持说：“我要和你在一起。”
　　
　　1935年12月16日，两人在向导和挑夫的带领下，向另一个村落转移。山路陡峭，怀有身孕的王同惠累得气喘吁吁，他扶着她坐在石头上歇息，不料起身时，茫茫竹林中，已不见了向导和挑夫的影子。摸索前行中，天渐渐黑下来，看到前面有一处形似房屋的建筑时，他立刻上前推门，不料，石头轰然倒下，他误入了瑶族猎户为捕兽设的陷阱。
　　
　　他身受重伤，她奋力搬开他身上的巨石，把他移到安全地带。救夫心切的她决定去寻求援助。第二天上午，一名放牛的瑶族妇女发现了他，他得救了！可她却音信全无。村里所有青壮年出去搜寻，七天后，终于在一处悬崖下的山涧边，找到了她的遗体。那里，距离他们迷路的竹林足足有6个小时路程。
　　
　　24岁，她魂归大瑶山。拖着重伤之躯，他将她安葬在梧州白鹤山，并亲笔撰写碑文：“通误陷虎阱，自为必死，而妻力移巨石，得获更生……妻竟怀爱而终，伤哉！”短短二百字，诉尽离殇。她去世那天，他们结婚仅108天。
　　
　　她依然盛开
　　
　　“人天无据，灵会难期。”巨大的打击令费孝通痛不欲生，半年后，他才记录下当时的绝望心情，“同惠死后，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二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，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，一直到现在，正似一个打不醒的噩梦！”
　　
　　“同惠在天之灵，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”，伤情好转后，费孝通开始整理他们在考察中搜集的资料，和着泪水和思念撰写《花篮瑶社会组织》一书。这本书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瑶族的族源、语言、民俗等，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新领域。作者署名王同惠，她的名字永远镌刻在社会学的历史丰碑上。
　　
　　1936年秋天，费孝通赴英国留学。不久，他撰写的《江村经济》在伦敦出版，学界为之轰动，此书被称为“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”。在书的扉页，他深情写道：“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，1935年，我们考察瑶山时，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，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。”
　　
　　那时，战争使得生活动荡，学术道路坎坷，但1938年，费孝通还是选择回到了祖国。1939年，在印度尼西亚当过老师的孟吟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。一年后，女儿出生，为了纪念王同惠，他给孩子取名费宗惠，乳名“小惠”。
　　
　　1979年，费孝通迎来“第二次学术生命”。被通知搬家前，整理书架上的旧书时，一叠发黄的稿纸惊现眼前，那正是四十多年前，他和王同惠共同翻译的《甘肃土人的婚姻》。看着王同惠的笔迹，一时之间，疑在梦中。手抚这一叠纸页黄脆的稿子，他耳边又响起当年王同惠的声音：“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呢？”
　　
　　“为同惠圆梦是我的责任。”1997年，王同惠离世62年后，这本译著终于付梓，在万字长序《青春作伴好还乡》中，他回顾了他们的相识相爱，即使天人永隔半个多世纪，“学问”这条线仍旧牵着彼此，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。
　　
　　瑶山有他们的青春芳华，不顾年迈，费孝通五上瑶山祭奠亡妻。“心殇难复愈，人天隔几许”，曾经深爱，永远刻骨铭心，此时回首，长久的一生也只是短暂一瞬。
　　
　　2005年4月，费孝通去世，临终遗愿是把他的部分骨灰与王同惠合葬。这一次，他们再不分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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