孤独的我们，难过一阵还得前行

zirun

几箱牛奶可以让刘猛（左）和心理援助对象心灵间的距离缩短一些。

历史必将铭记那一刻: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。
那一刻，山摇地动，天崩地裂。8级特大地震袭击巴蜀大地，曾经的天府之国，生灵涂炭，满目疮痍。
巨大的灾难，吹响了抗震救灾的集结号。
从那一刻开始，成千上万的救援大军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，无怨无悔地奔走在抗震救灾的前线和后方，默默地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:志愿者。
岁月流逝，潮起潮落。退潮后沙滩上总会留下潮起的痕迹。时间过去了将近一年，那些眼下依旧坚守在正在重建家园的灾区的志愿者，就像沙滩上的沙迹，提醒着我们:灾难虽然难以避免，生活终将回归平常。
无法自我治疗的心理志愿者
去年8月，大连女孩孟晓宇来到都江堰后就加入了刘猛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。作为心理援助联盟的领队，刘猛帮助过众多幸存者。北川女孩蒋玲在地震中失去包括母亲和儿子13名至亲，企图自杀的她独独拨打了刘猛的电话，如今的她已是刘猛团队里的志愿者。去年除夕夜，羌族青年母广翔因为思念亡故妻女把刀子捅向了心窝，又是刘猛在医院里对他展开心理疏导，使他放弃再次轻生的念头。
然而，当我们关注灾民的心理创伤时，留守灾区长达数月之久的志愿者又是如何承受、排解这份“心理地震”？
“有些志愿者接触到一些遇难者家属就不行了，到了现场就哭，最后受不了回家了。”说这话的人名叫高思发，绵阳人。地震发生第二天他就加入志愿者队伍，募集救灾款。去年5月24日，他加入“中国心”志愿者团队，负责筹集和运送救灾物资，发起人走了，他接过大旗，一干就到现在。高思发说，几乎每个志愿者待久了都会有心理问题，这时就要靠自己排解，因为志愿者的数量实在有限。而灾民的“心理地震”依然存在。
走进都江堰城北馨居一间板房内，女主人热情地招呼丈夫给客人泡枸杞菊花大枣茶，两人忙前忙后，看起来一片祥和，独独床头板墙上十几道长长的口子透出住户内心的不平静。“我们9岁的女儿在地震中去世了，前不久我怀孕但又流产了，那天我老公突然疯了似的爬上床头用刀子划墙。”说起那天，女主人仍心有余悸。
“你看这些人会说会笑，其实他们只是将痛苦隐藏得更深，遇到特殊节日或事件就会爆发。心理援助不神秘，技巧也都是次要的。我在这儿很少说话，我营造一种欢乐的气氛，每个人在这里感染了欢乐，他们本身又成为一种气氛。把创伤者放入其中，就OK了。不需要你去跟他说‘你要快乐，要振作起来，事情都过去了’……这些语言是无力的。在他们身边，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志愿者，让他们感觉到我真诚的关心，比我说了什么，重要多了。
“我所能做的，是让哀伤的强烈程度不影响心理、生理和日常的行为方式，作一些疏导，但绝不是掩盖，更别指望人们会遗忘。”刘猛加重了语气说。
今年4月的一个夜晚，孟晓宇带着帮扶金申领表去看望一名白血病患儿欣然。推开门，欣然躺在沙发上发出“呜呜呜”的痛苦声音。她又出鼻血了，不到10秒钟鼻孔里的纸巾就被染红，废纸篓里丢满了殷红的纸巾。家访后第三天，她走了。这一次，孟晓宇再也扛不住了。
“她留了那么多鼻血，如果我坚持把她送到医院，说不定就能把她救回来；如果我不发起募捐，自己先掏出2000元，给她买点血来，她的血就不会流完。”自责、懊恼，孟晓宇在床上哭了一夜，一周后她飞回了大连，这是她到灾区后第一次回家。
志愿者不能变“灾民”
除心理压力，所有的志愿者都面临“断粮危机”。因为积蓄都用得差不多了，因为没有收入来源，留守志愿者对于生活开销近乎于苛刻。
地震发生后一周，刘猛在都江堰创办了地震后最早、最正规的帐篷学校—“天府阳光帐篷学校”。刘猛说创办学校有两个目的：一是不让孩子落下文化课，更重要的原因是让孩子有熟悉的环境，恢复他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。天府学校接纳了158名学生，配备了电脑、打印机等现代化办公设备。学生从书包、文具到玩具、食品、衣服全部免费发放。光这个学校，刘猛就用尽10多万的积蓄，在圣彼得堡留学的妻子两次飞来给他送钱。
和刘猛不同，还有一批留守志愿者，他们的任务是往山里运送物资。“这批兄弟在山里有时一天只吃一顿，所谓一顿饭就是一个饼。”高思发说的“兄弟”中就有上海志愿者覃明、马骏飞。
这两个1978年出生的上海人分别在去年的5月19日和6月初到达灾区，他们的团队叫中国志愿者联合会，不过他们并不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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