便当盒里的幸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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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婆不在家，我只好很勉强地自己洗衣服。其实把衣服扔进洗衣机就洗了，我为什么还觉得很烦呢？因为洗完衣服还要晒衣服、收衣服、叠衣服，就烦啦。
　　
　　几天后，老婆回来发现满阳台挂的全是衣服，骂我懒，连衣服也不收。我对她说：“很麻烦耶。”她冒出一句话：“以前没洗衣机，你怎么办？”“不，”我说，“以前有洗衣机，连洗带晒兼收叠，全自动，洗衣机的厂牌叫‘老妈’。”
　　
　　对，以前有个时代，虽然全是黑白的，却无忧无虑，每天躺在草地上望着天空的云朵，整个人也慵懒地飘浮起来。
　　
　　日本有部疗愈系的电影《幸福的三丁目》，述说日本二次大战后的庶民生活。主角开了一家很小的汽车修理厂，可是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几年后攒了点儿钱买了周围第一台电视，邻居吃完晚饭后都跑去汽车修理厂抢位子看电视。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和日本很类似，都在战后的赤贫中缓缓地站起来，虽然物资缺乏，可是单纯的生活却是最大的快乐来源。
　　
　　小学三年级时，我的班上来了一个转学生，她比我们大两岁，个子也高，据说总是留级。中午吃便当，她总用便当盖遮住大半个便当，用筷子小心地从缝隙伸进去夹出一小撮的饭再慢慢地放进嘴里。有个男同学恶作剧地去抢她的便当盖，然后她的午饭全暴露在我们眼中，压得满满的饭上只有两三片酱菜。
　　
　　她哭了，趴在桌上痛哭。我们全都手足无措，知道自己闯了祸，但是不知道怎么面对她的便当。然后，有个女同学捧着她的便当走过来，几个女生围在一起换菜吃，不久，纯米饭的便当盒内出现了变化：有半个荷包蛋、半片火腿，其他女生则津津有味地嚼起酱菜。
　　
　　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女同学，她没有念完小学，因为得回家帮忙带弟妹，有时候也会背着弟弟来学校，站在操场一角远远地望着我们，等中午下课大家继续一起吃便当。
　　
　　把感情浓缩到小小的便当盒内，那是个简单的时代。
　　
　　我老婆，不，凡是女人都有某种收集狂，某段时间对某种东西有说不出来的疯狂。从去年起，我老婆便见到饭盒就买，有日本式漆木做的、台湾50年代生铁制的，总之家里堆了几十个饭盒，眼看着比饭碗都多。以后张家三餐都各人捧自己的饭盒吃，想想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。
　　
　　春天到了，我家后面是鸡南山，以前有个蝴蝶园，据说四五月间，有数不清的蝴蝶顺树林间的蝴蝶道飞去，蔚为壮观。如今盖房子、修马路，蝴蝶道无声无息地消失，不过山上的蝴蝶还是比山下多。
　　
　　周末上午，老婆开始整理饭盒，阅兵似的在饭桌上排队。我问：“干什么，拿去拍卖啊？”老婆答：“不是，春天耶，做便当到后山去吃好不好？”
　　
　　是，家里好好的桌椅不用，上山吃饭？我们连走带爬地行进五千公尺后，终于来到山腰的一处平台，有坐的地方，放眼能看到东吴大学的校园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打开便当吃饭，打抛肉、高丽菜、荷包蛋、一小块鲭鱼，还有剛才差点儿背得我快闪到腰的茶壶，里面是冷泡乌龙。
　　
　　吃饭时，蝴蝶偶尔穿过我眼前，忽然想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诗人、摇滚乐团的主唱TuliKupferberg写过一则小故事《PERSONAL》：
　　
　　从前，有个原子弹想当子弹。
　　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其他原子弹同事问，“你可以当伟大的原子弹，干吗还去当小小的子弹？”“我怀念，”原子弹叹气地说，“人身的接触啊。”
　　
　　婚姻里的日子平凡，两个人不吵架，就说不出的满足了。便当盒，可能是让夫妻彼此接触的最直接的方式，他们可以共同品味一份简单的幸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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